民族服飾的刺繡針法
在少數民族服飾的衣袖、套袖、衣襟、盤肩、衣腳、褲腳、裙腳以及帽子等裝飾部位上,最常見的裝飾技藝要數刺繡了。 少數民族刺繡,是通過針法技巧的運用和色彩的變化進行繡作的一種手工平面造型藝術,包括繡、挑、補、編、結等各種形式。它最早是以植物纖維紗線在自織的土布戳紗——即單色線繡,或白地藍花,或藍地白花,粗擴質樸,富于鄉土氣息。在單色線的基礎上,繼而衍化為草果染色的民族彩繡。現今所見各少數民族服飾多用彩繡,且有平繡和凸繡之分。平繡流行面較廣,幾乎盛行刺繡的民族都用此法。凸繡是在底布上多鋪幾層剪紙花,使所繡花卉凸出,有立體感。這種技法主要流行在南方苗瑤語諸民族中。 刺繡的針法技巧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表現,有的簡單,只有平繡和挑花,有的則復雜,如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僅花帽上就有絲線平繡、絲線結繡、串珠片繡、格子架繡、盤金銀繡、十字花繡、鉤花刺繡以及刺、扎、串、盤綜合繡等。刺繡技法如此之多,使得維吾爾族的許多花帽都以刺繡技法進行命名。頂帶棱角、形狀扁平圓口的“塔什干花帽”,就因通用格子架繡法而叫“格子架帽”,它以嚴密緊湊的幾何紋樣,用顏色艷麗的彩線滿地繡成。“嘎蘭姆花帽”之所以叫“扎絨花花帽”,亦因采用扎絨法繡成而得名。“翟爾花帽”即金銀線盤繡花帽,是以黑、黑綠、深紅、深湖藍、普藍平絨做地,用四個對稱金銀線盤繡成圓形或橢圓、方形、長三角形、不規則形等單獨適合紋樣組成帽頂花,邊緣為四個長方形適合紋樣與主體花紋上下對稱排列而成。苗族的刺繡更是豐富多彩,主要有平繡、辮繡、繪繡、卷繡、盤繡、納錦繡、銻繡、堆繡、疊繡、鎖絲繡、破絲繡、數紗繡、打籽繡、板繡、鏤繡、挑花、馬尾繡等十余種。
資料來源:http://www.nicofun.com.tw/design/publish2/aspx/Nid/8840/
中國刺繡歷史
中國的刺繡究竟源於那個朝代?由於刺繡作品不易保存,因此極難說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刺繡恐怕要算殷商和西周的了,從那個時期的出土文物來看,粘附在泥土上的絲織物的紋路和刺繡的花紋依稀可見。特別是在1982年從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出土了繡衾(被)和禪(單)衣,上面繡著龍、鳳、虎和花卉等,形神兼備,綺麗多變。證明刺繡在中國經過較長時間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較高的工藝水準和獨特的工藝門類。 人們一定會想,為什麼會出現刺繡呢?其實,最主要的因素是由兩個方面決定的: 第一、說到刺繡不能不說絲織,可以這麼說,是絲織的產生和完美造就了剌繡的誕生。春秋戰國時期,農業比之以前更發達,男耕女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經濟特徵,幾乎家家種植桑麻,從事紡織。由於當時的養蠶方法已經十分講究,因此所繅出的蠶絲品質很高。其纖維之細之均,可與近代相媲美。發展到西漢時,從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織錦來看,每根紗由4-5根絲線組成,而每根絲線又有14-15根絲纖維組成,也就是說每根紗竟由54根絲纖維撚成。如此高的絲紡水準,同時也推動著染、繡的發展,使它的成品更加美觀和更富表現力。 第二、社會等級制度的強化和人類審美感的提高、商品制的形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早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期間,華夏民族的部族聯盟首領在舉行重大慶典、祭祀等禮儀活動時,必須穿著繪繡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雉雞)圖紋的上衣和有宗彝、水藻、火、米粉、黼、黻圖形的下裳(裙)禮服,後世稱為“十二章服”並形成定制。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刺繡工藝漸趨成熟,這可從近百年來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證。這一時期的刺繡有經過誇張變形的龍、鳳、虎等動物圖案,有的則間以花草或幾何圖形,虎躍龍蟠,龍飛鳳舞,刻畫精妙,神情兼備;佈局結構錯落有致,穿插得體,用色豐富,對比和諧,畫面極富韻律感。 進入秦漢時期後,刺繡工藝已相當發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漢王充在《論衡•程材篇》中所描述的:“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齊郡臨淄(今山東臨淄)為漢王室設官服三所,織工數千人,每年耗資萬萬。在前漢武昭之世,不但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毛織品)”,就連一般的富人也服用“五色繡衣,縟繡羅紈、素綈冰錦”,而且坐臥的席子也要“繡茵”,床上帳幔也是“黼繡帷幄”、“錦綈高張”,甚至死後殉葬的口袋也是“繒囊緹橐”。民間如此,朝庭貴族更不待言,他們的宮室以絲織藻繡裝飾,以至“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甚至“柱檻衣以綈錦”,其奢侈程度可見一般。漢代剌繡的空前繁榮,使刺繡的藝術處理又前進了一大步,在馬王堆一號漢墓裏的竹簡“遺冊”中記載著三種刺繡名稱:“信期繡、乘雲繡、長壽繡”。 到了漢末、六朝時期,中國便開始進入“像教彌增”(佛教因造像眾多,故也稱之為“像教”)的時代,因而興盛了繡制佛像之風。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北魏的一佛兩菩薩說法圖刺繡殘片一件,用幾種彩色絲線繡出佛像、菩薩、供養人和相應的文字,供養人的長衫上繡有忍冬紋和卷草紋,示意著以佛教為代表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貫通,並在刺繡中得到反映。說到這一時期的刺繡,不得不說說三國時期吳王趙夫人的“三絕”――機絕、針絕、絲絕。據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記載:“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為龍鳳之錦,宮中號為“機絕”。孫權嘗歎,蜀魏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嶽之勢。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繡作五嶽列國地形,時人號為“針絕”。又以膠續絲發作輕幔,號為“絲絕”(見壬子年《拾遺記》)。漢末、六朝剌繡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開始出現了人物形象,為今後的人物繡品開了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藝術意義。 唐宋時期的刺繡已向著精緻化的方向發展。這主要由它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在男耕女織的封建社會裏,女孩子都要學習"女紅",都要掌握刺繡,正因如此,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們,刺繡便成了她們消遣、養性和從事精神創造活動的唯一活動。"閨繡"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明代屠隆在《考磐餘事》中寫道:"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豐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佳。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迥不可及"。由於參加刺繡物件的進一步擴大、作者的文化修養和物質條件不同,加上文人們開始參與,剌繡到了唐、宋期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它由日用與觀賞兩者相容並蓄,發展到日用與觀賞分而治之,特別在觀賞方面成就最大,由於文人們的積極參與,使書法和繪畫藝術結合得更為緊密,形成了畫師供稿、藝人繡制,畫繡結合精品倍增的新趨勢。 明、清時期,全國城鄉出現了眾多的商品性生產的專業作坊。尤其是明代,官府手工業的衰落,卻促進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從缺乏競爭力的官府院落手工藝品,到商業性作坊的專業化生產,加上唐宋期間文人藝人結合刺繡工藝品的巨大影響,刺繡技術和生產獲得了全所未有的活力,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進入了中國傳統刺繡的顛峰時期。出現了對後世影響非常之大的幾個藝術流派,如上海的顧繡、北京的京繡、開封的汴繡、山東的魯繡等,以及後人譽為的"四大名繡"即蘇繡、粵繡、湘繡和蜀繡。 從唐宋到明清,刺繡工藝的發展很具代表性,無論是色彩的搭配運用上,還是針法的多樣性和組合運用上,都達到了空前的水準。文人畫師的加入,對仿畫的刺繡技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於竭力追求與書畫原作惟妙惟肖的效果,從而極大地推進了針法的發展與創新。如對色線的處理上出現了把絲線劈成更細的絲縷,使線條的表現更為柔弱和逼真;如在針法上出現了亂針、釘線、圈金、摻針、滾針、接針繡等大量新型的針法,把被繡物件的紋理和結構提練為一種專門的普適性技藝和針法;甚至採用補筆加繪等技法,使畫面的主次結構和輕重表現更加符合人們的審美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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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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